因「橫洲發展」議題，以「票王」當選的新科議員朱凱迪，在候任階段，已掀起大浪席捲香港政壇。新界鄉事派、巨富鄭氏家族、特首梁振英等等，都被拋到台前接受輿論檢閱。「橫洲發展」一事，也間接公開了特首梁振英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不同調，甚至爲梁振英特首連任大計設下了不小的障礙。香港政治正在經歷巨變，在9月4日立法會選舉之後，「橫洲」議題，甚至也只能算是巨變中的一段插曲。
新一届立法會産生之後，70名議員中，建制派依然佔據多數，爲40人。而非建制派，包括泛民、本土派以及自稱中間派者，只有30人。但非建制的比例，已經是最近三届立法會選舉中的最高水平。此前非建制派所擔憂的失守三分之一比例的否决權，被輕鬆守住。本次立法會選舉的最大變化，來自於有六名本土派成員當選，他們與傳統泛民政見有別，不再追求整個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將目光鎖定在香港。或主張關注「本土」議題而獲得關注，或者致力於推動港人自決决定自己的命運，甚至也有人明確支持香港獨立。三種主張本土、自決、港獨，目前被總稱爲本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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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本土派人士被選入立法會[/caption]
如果回到四年前，在香港提自決、提香港獨立，無異於天方夜譚，不會有多少人理會。但短短四年過去，本土自決派，乃至公開響應過香港獨立主張的人，登堂入室進入議會，四年間，香港政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過去民主VS建制的二元叙述，在這次選舉之後，變成了泛民、本土、建制三足鼎立。這四年間，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麽？很顯然，佔中是這四年間最大的變量。佔中爲香港政治留下了巨大的影響，目前依然還在消化中。佔中爲非建制派提供了新的機制，也提供了新的人員血脉，更有新的理論基礎。未來數年，香港政治還將處於佔中後遺症中。
香港問題的西藏化？現在已經可以看到，隨著港獨議題的出現，中央對香港事務的介入肯定會越來越頻繁。最後，一定程度上壓縮香港的自治空間也不是沒有可能，這也有先例可循。1951年，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的代表，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從法理上確立了西藏的「一國兩制」。西藏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但同時「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1955年開始，隨著四川、青海和雲南等地藏區展開社會主義改造。當地藏人與政府矛盾激化，爆發戰爭，大量藏人湧向拉薩。最後終於在1959年，引發整個藏區的叛亂，叛亂的結果是達賴喇嘛帶領十幾萬的藏人逃亡印度。隨後，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十七條協議》不再繼續有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接管了原來噶厦政府的權力，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西藏從「一國兩制」之下的高度自治區，變成了普通民族區域自治區。
現在，如果主張香港獨立的人士，繼續擴大影響，如同1955年開始的康區叛亂藏人一樣，挑起軍事衝突，最終香港或許也將重蹈西藏覆轍。從「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簡單的「自治區」。這對於香港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是什麽好消息。目前香港是中國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雖然這自由與民主還不够完美，但在整個亞洲，也堪稱典範。完全不考慮現實政治後果的狂熱分子，很可能會給整個香港帶來巨大的災難。
當前香港政壇，三足鼎立之勢已經形成。建制、泛民、本土，各有自己的鐵杆支持者。但，從世界史的經驗，第三勢力往往不可持續，最後的演化結果必然是兩强相爭，互相制衡。過去三十年來，或者過去六十年來，香港政治也莫不如此。最初，香港政治是國共兩黨鬥爭的舞台，後來變成港英殖民派與中華國粹主義者爭鋒的場所，再就是民主回歸與親共建制派的對抗。可以說，自從1983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到2016年，香港政治中的主要對手，就是最後這二者：泛民主派與親共建制派。現在，本土派作爲第三勢力崛起，很快，也許它將擠掉泛民，而與建制派兩强相爭。
本土派崛起的原因這是香港政治在理論層面的範式轉移。這次參與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新界東候選人陳雲根，最後只拿到兩萬多票，止步於立法會門前。在現實政治上，筆名爲陳雲的陳雲根，無疑是個失敗者。但是在理論層面，陳雲對香港的本土派影響深遠。2010年左右，陳雲最先提出「香港城邦論」，批駁香港社會兩大迷思──「民主統一論」和「中華大一統」意識，陳雲所謂的這兩大迷思都是過去香港非建制派的政治基石。陳雲提出區隔香港利益與中國大陸的利益。反對香港人爲了中國大陸的民主而干擾香港自身的民主進程。陳雲甚至也反對中國大陸人。有人將泛民與陳雲的分別，總結成泛民：反共不反華，而陳雲反華不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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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為本土派提供理論基礎[/caption]
從陳雲開始，在香港批判「大中華膠」逐漸成了網絡輿論空間的政治正確。這爲後來的本土、港獨等等奠定了理論基礎。加上接下來的幾年，自由行每年給香港帶來五六千萬的大陸遊客，奶粉問題、水貨問題等等，引發香港民粹反大陸的行爲。陳雲的理論從網絡走向街頭，變成了重要的政治思潮。陳雲也被戲稱爲「教父」。
陳雲的一大發明，就是區隔香港人與中國人，這爲後來更年輕一代提出構建「香港民族」揭開了潘朶拉的盒子。如果說，陳雲，或者這波本土思潮之前的三十年裏，香港政治的派別，都是以遵循一個國家基礎之下，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分化。那麽，現在，族群認同反而成了進行政治派分的首要標準，壓過了意識形態。這是當前香港政治巨變的基礎。也就是因爲有了這種巨變，所以這次六位認同本土意識的候選人走進立法會。不過，這種巨變，是多種合力造成的，也非某個理論家鼓動就能實現。
早在2006年、2007年的時候，香港已經興起過一段本土運動。保衛天星碼頭、保衛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這種的，當時主要傾向於進行環境保育。朱凱迪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但當時的議題都是民生性的，社會性的。對於這些運動，中國大陸也完全不了解。到了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讓香港的本土運動從社會運動轉向了政治運動。而且，此後的本土運動，已經開始或多或少針對內地，或者針對中央了。反高鐵，貌似是反特區政府，反對開發，實際上它間接針對了內地，或者針對中央。從2012年開始的本土運動，加上佔領中環，把香港很多年輕人動員了起來，他們成了新一代政治反對派的核心。其中很多人，這一次也走入了立法會，或者嘗試走入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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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朱凱迪成為直選票王[/caption]
值得一提的是，參與香港本土、自決運動的這些年輕人，並非不了解中國大陸。其中有些人，甚至曾有過長期的中國大陸生活經驗。創建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是公開的港獨派。立法會選舉前，因爲拒絕簽署《2016年立法會參選確認書》，被褫奪立法會參選權。其實，他曾在上海交通大學當過交換生。同樣激進的鄭松泰，這一次當選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他是激進排斥大陸人的熱血公民黨魁。實際上，他曾在北京讀書數年，獲得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研究的也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題目，《流動與聯繫——關於80後農民工使用手機的經驗研究》。而公民黨下一任黨魁楊岳橋，也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碩士研究生。而備受爭議的梁天琦，是武漢出生。梁天琦這次也因《確認書》，被褫奪參選權，但他推梁頌恆當選，成爲站在梁頌恆背後的「影武者」。
泛建制派的政治光譜這次立法會選舉，同樣對建制派也影響很大。建制派借此次選舉，大致完成了代際轉型。民建聯換上多位新鮮面孔進立法會。中聯辦所推的多位律師，也成爲新進議員，中産階級的他們，不同於傳統印象中的左派。顯然，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聯辦，也在想方設法擴大建制派的民意基礎。過去中央政府所扶持的傳統左派，大多是在回歸前就有了雛形，當時爲了跟港英政府博弈和鬥爭的需要。
回歸以後，包括梁美芬、謝偉俊，以及這次上位的多位律師，則是新一代的建制派成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對《超訊》說，非建制派這個詞，是戴耀廷說的，既然戴耀廷把這個凡不是和建制在一起的都叫做非建制派，那與之對應的，就是應該組建泛建制派，就是擴大建制派的政治光譜和社會基礎，因爲如果你還是靠傳統的一些派別，你怎麽跟反對派打選戰，因爲人家在擴大這個基礎，你還是固守你原來那個的話，你肯定沒法跟人家對打嘛。所以我覺得這種做法還是比較好的，這就是說在擴大愛國愛港陣營的基礎。
與建制派相比，其實，這次選舉之後，非建制派所獲得變化更大，如民主黨與公民黨在立法會選舉成功完成新老交替。而長期以來，香港泛民主派，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追求民主、自由，多年來堅韌地對抗强權，有其道德高點。但是由於香港彈丸之地，缺少縱深，大商家壟斷一切，馬房分肥文化盛行。即便在泛民主派內部，也是這樣的文化，幾十年來，幾個大老主宰一切重大議題。大老和他們的徒弟們各成派系，互不咬弦，時不時會爲了資源分配不均而陷入內訌。
但近幾年來，一介書生似乎讓香港的泛民主派的整個運作機制發生了變化。這個書生就是戴耀廷。2013年，戴耀廷投書《信報》，提出「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中環」。用一個開誠布公、人人能看懂的機制，取代了密室政治。這讓香港泛民主派的參與者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次當選的六名本土派議員，除了朱凱迪，都是從佔中開始走進政治。都是循著戴耀廷的「佔中」機制在街頭成長，而不是依靠大老分肥。這也是這届立法會，竞然有23歲、25歲剛剛大學畢業的政治素人就能進入立法會的原因。
戴耀廷給非建制派帶來了革新戴耀廷所拋出的機制不止有「佔中」，還有這次選舉中的「雷動計劃」。用人人都用的移動通訊軟件來組織調動泛民陣營和支持者，「協調參選」、「策略性投票」、「雷霆救兵」，三步走，其目的在於爲非建制派拿下半數議席35席。這也是戴耀廷今年2月份投書《蘋果日報》提出的計劃。中國古代法家論述政治，講究道、勢、術，戴耀廷無疑在術的層面革新了香港非建制派的運行機制。
過去多年來，建制派憑藉中聯辦這個超越於香港建制各派勢力之上的組織來協調配票，這是建制派選舉的最核心優勢。而泛民缺少一個中樞，所以內部拆台、惡鬥幾乎難以避免，很多選票浪費資源被浪費。這一次「雷動計劃」的成效無疑驚人，選前兩天五名泛民候選人突然退選讓票、朱凱迪贏得「票王」地位、9月4日夜晚多個選區爲了救急有選民排著長隊等待投票等，顯然是「雷動計劃」協調的結果。
當然，「雷動計劃」也錯殺了李卓人，差點讓梁國雄也落選。但是，該計劃已爲非建制派試驗了一種新的機制，這種機制人人可以介入參與，其優勢不是過去那種大老密室磋商可以比的。未來必然會更加受到非建制支持者擁護。只不過，具體技術細節還需改進。如果非建制派，在運作細節上能有進步，下一届選舉，拿下半數議席不是沒有可能。
配票違背西方民主制度這一次，「雷動計劃」的爭議也很多，落選議員馮檢基說，「雷動計劃」是「政治謀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張建對《超訊》表示，西方國家的選舉，人家也有配票，但人家也不會去公開做啊。像奧巴馬過去的選舉，像希拉里、特朗普，誰不配票？配票這只是一種策略。公開講的話，會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相違背的。因為西方民主制度講究公平嘛，人人一票才公平。雷動計劃這是在指揮別人。當然，它在香港也沒說是違法，只是從政治倫理道德、民主精神上來說，是不好的，但是它也沒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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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人數創新高[/caption]
從「佔中」到「雷動計劃」，重要的不是成效，重要的是戴耀廷發明了一種新的政治動員和協調機制。立法會選舉前，戴耀廷也已經投書媒體，宣布「香港自決運動啓動了！」選後，他很有可能會再度拋出一個民間公投，但這次的議題，應該是跟自決有關了。届時，會進一步推高香港本土、自決的議題。戴耀廷模式在一步步成熟，短期來看，對香港非建制派的勢力大有助益。但是，「術」的層面畢竟作用有限，術之上，還有勢與道。長遠來看，擴大自決運動的影響，對香港未必是好事。
在北京看來，自決無疑只是一種修辭上的策略，其指向還是要與中國區隔。自從晚清以來，領土主權的維護，無疑是中國政治的首要任務。所以沒有任何領導人敢在主權問題上讓步。香港從本土到自決，應該還可以獲得北京的彈性對待。但一旦從自決滑向港獨，必然會迎來北京的雷霆重擊。其後果，恐怕會動搖香港目前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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